抗战期间荒唐的“冀察游击战区”前后有三名副司令长官叛变投敌
发布时间:2022-07-30   动态浏览次数:

 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,重庆军事委员会在先后组建的十大战区之外,还在敌后建立了两个“游击战区”,试图仿效八路军遂行敌后游击作战。这俩战区的番号分别是“鲁苏游击战区”和“冀察游击战区”,我们不妨以后者为例,研讨一下国军根本无法坚持游击战争的原因。

  冀察战区正式组建于1939年1月14日,理论上的游击作战区域是河北和察哈尔两省,但基本在河北地区。此类游击战区的级别要比大的战区低半格,所以冀察战区的司令长官1940年以后,统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任,因此鹿钟麟之后,冀察战区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,分别是卫立煌、蒋鼎文、陈诚等人,尽管他们并没有实际到职,而副司令长官却是一大把。

  冀察战区的所属部队倒是不少,杂七杂八有将近10万人,但其共同特点就是“一色的杂牌军”,并且多为西北军余部(鲁苏战区多为东北军余部)。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老蒋消灭异己的一个手段,把这些杂牌军顶到日本侵略军的阵前或者身后,既可利用日本人吃掉他们,又可以消耗日军,并且自己的嫡系部队又不受损失,可谓是“一箭三雕”。

  可惜啊,现实是严重打脸,这些杂牌军根本不会运用什么游击战,而是在鬼子的进剿和扫荡下纷纷稀里哗啦。1940年12月,冀察游击战区副司令长官、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坚持不住试图投敌,被高树勋诱捕活埋;1943年4月,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投敌,不久战区副司令长官、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也无奈投降,被改编为伪军部队,俩副司令长官兵败投敌,你说这游击战是怎么打的?

  尽管军事委员会在衡山开办了“南岳游击训练班”,也请了八路军参谋长去授课,但是国军仍然无法掌握游击战的要领,而冀察战区的不断大败也证明了这一点。那么为什么就不灵呢?从冀察游击作战的失败,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些杂牌军不胜任的原因,当然也就反证了什么样的部队,才能够真正打好游击战。

  石友三和庞炳勋之流,那都是在军阀混战期间所谓正规战打多了的人物,虽然身处敌后,仍然要讲排面摆大谱,要设立安稳的司令部,同时拥有庞大数量的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队人员,孙殿英军部旁边光招待所就开了仨。这样臃肿的部队结构,不仅目标大,而且在敌人来袭时机动能力极差。很容易被日军合围歼灭。

  这就是军阀部队跟八路军在组织上的根本区别,也是他们打不好游击战的核心问题,也就是部队缺乏凝聚力,这一点后来国军将领也纷纷承认。像孙殿英、石友三的部队都是土匪起家,招降纳叛而来,人数虽多却是乌合之众,各部队长掌握部队的能力差击,根本不敢让部下以连、排级规模单独活动。兹要分散,这些小部队就会自立门户或者占山为王,要么就迅速被日军吃掉,而如果聚在一起,那就根本不是什么游击战,而是跟日军正面对抗的大兵团作战,岂能坚持长久?

  这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游击战的法宝,“军民鱼水情”的成功树立,使游击部队在敌后如鱼得水,群众可以向部队提供敌人的动向、给部队带路、安置伤员、提供粮食等等等等,但是显然,军阀部队是学不会这一点的,他们欺负老百姓已经习惯了,如何能够得到百姓的支持?庞炳勋在台儿庄也是硬刚过坂垣师团的,结果军部被打散后孤身一人藏进山洞,很快就被孙殿英掌握情况了。

  掩护庞炳勋的只有一个山农,那么孙殿英又是怎么知道然后报告给日军的呢?答案不言而喻。

  既然打敌后游击战,那么部队就很难得到正规和正常的军需补给,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甚至会断粮断弹,然而八路军有思想教育、有精神传承,在艰苦的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。可是孙殿英、石友三这样的部队可就不行了,条件稍微艰苦一点,惯于享乐的长官首先就坚持不住,要么逃跑要么投敌,而部队干脆就放羊了,开小差的比比皆是,那还打什么仗?

  还不止庞炳勋和石友三呢,另外一个投敌的还有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良诚,这也是西北军系统的将领,随着他们不断的兵败投降,冀察战区已经没有多少正规军还在坚持对日作战了,真正能够在冀中平原、冀南和冀东坚持下来的,只有八路军的队伍。而八路军不仅能够打好游击战不断消灭鬼子,还能在游击战争中得到发展壮大,与国军的所谓游击战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  到1945年初,冀察游击战区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,勉强撑到6月份,重庆不得已还是取消了这个建制,残余部队并入了新成立的第十一战区,不成功的游击战就此惨淡收场。